主体间性观念是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一条基本线索。主体形而上学认为，主体是相对于消极被动的客体而存在的自我主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揭示了自我主体存在的问题，却未能摆脱自我主体的影响。为此，哈贝马斯基于“交往”范式提出了以他我关系为核心的主体间性观念，试图建立以理想语言情景为基础的主体间性结构。但霍耐特认为，哈贝马斯忽视了主体间价值观的不可通约难题，主体间性结构需要借助“承认”范式重塑其身份基础。可是，罗萨又指出，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主体间性观念仍未超出自我主体的界限，主体间性结构还需借助“共鸣”范式重构其感性前提。由于罗萨的方案未能处理好交往、承认、共鸣之间的内在平衡，我们可以采取一种“互惠”的方案来破解这一难题。
操演性新唯物主义是当代西方新唯物主义思潮的前沿分支，它致力于批判后现代操演理论的语言建构论，探索“物质—话语”的复杂交互机制。对能动实在的操演能力的剖析是其理论内核，“现象场”是能动实在的操演行动单元，“内在行动”中的量子纠缠关系体现了能动实在的操演机制，“衍射”则反映了自然界中能动实在的操演形态。操演性新唯物主义超越了生机论和思辨实在论，在与政治经济学结合的同时也为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启示。然而，操演性新唯物主义也存在着遮蔽物的社会关系性、将自然非历史化等理论局限，值得反思。
马尔库塞提出“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路，尝试在经济学范式之外挖掘劳动概念的历史存在论意义，从而突破当时对马克思的教条式理解，揭示人之此在的历史性发生，并提出另一种更源始的本真劳动——游戏。鲍德里亚同样试图转换以物质生产逻辑为主导的“需要—劳动”的编码系统，提出以游戏为源代码的象征交换。总体而言，马尔库塞和鲍德里亚建立在生存论劳动概念基础上的分析一方面展现了马克思之后异化劳动观念的历史演变，并揭示出其对于当时社会所特有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却消解了劳动的解放叙事，侵蚀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统治形式之批判的革命性力量。这条逻辑进路虽然疑点重重，但依然为之后的诸多社会批判理论提供着路径指引，拓宽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空间。
资本与技术的联袂，驱使位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科技巨头，通过技术独裁掌控权力，弱化传统资产阶级的地位；运用数字平台打造“数字封地”,豢养数字社会的“云农奴”;蔓延数据垄断侵蚀数字世界，占有全球网络的数据殖民地等方式，让自身进化为“躺赢”的食利阶层，并使得后资本主义时代出现了前现代的社会形态结构——技术封建主义。这一技术进步而文明退步的现实，颠覆了科技向善主义者的种种理论，戳破了技术乌托邦的未来式设想。面对这一危机，社会主义技术治理以制度优势与实践创新开辟了超越路径。
日本学者斋藤幸平深度参与了MEGA~2的编纂工作。在斋藤幸平看来，“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理论的发现蕴含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转向的主题线索；物质维度应摆在与资本主义价值形式分析同等重要的位置，从而揭示出资本逻辑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裂缝的主因；在对“马克思的科学笔记”的研究中，斋藤幸平敏锐地洞察到了马克思十分关注“生态命题”,且这一命题在马克思晚期作品中处于重要位置。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发展史来看，斋藤幸平的确将生态维度巧妙地融入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解读中，深化并拓展了以往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视野，但其过度的解读也弱化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议题。
自我意识与时间性的关系是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自我的具体意识体验与绝对时间意识是否属于同一个意识维度，本文对此持肯定立场。从被动发生与主动构成两个层面，本文分析论证，时间化是意识自身生成的基本方式，自我正是在意识自身的时间化中获得了基本的时间性规定，构建起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整体意识生活之流。本文创造性地使用时间侧显和时间视角这对概念，整合被动发生与主动构成的双重视角，既论证了具有内在自身侧显关系的意识流的原初时间化生成，又阐明了自我通过时间视角主动建构其时间性存在的发生构成。这些讨论深化了对自我意识与时间化之内在关系的现象学理解。
芬克准确把握到了胡塞尔意识分析中“超越论构建”的两种含义，即“意义形成”和“创造”。芬克本人中意“创造”,但“曲高和寡”。索科洛夫斯基则在其代表作中把“构建”明确解读为“意义给予”,并被学界普遍接受成为主流。本文第一节将重审索科洛夫斯基的分析和论证，指出其中的一些问题。第二节将呈现新近整理出版的胡塞尔《D手稿》中的一篇对远近视觉场域的分析，在此胡塞尔阐述了何为真正起构建作用的视觉感知，从中我们可以把握到“构建”的第三种含义，即“综合作用”。而且，该手稿中的分析并不支持“意义给予”式解读，反倒是支持“创造”式解读。第三节将重审胡塞尔和芬克的这种“创造感知对象”的超越论构建理论，指出其中的问题所在。本文认为感知意识构建其对象的能力在于意识的“综合”和“意义给予”能力。
诠释学的普遍性问题是伽达默尔理论的核心论题，而J.格朗丹在1988年与伽达默尔的小酒馆对话将其引向一个富有争议的方向：这种普遍性可否视为内在话语的普遍性?难道不应当是语言述说事物的普遍性?通过返回引发格朗丹此一主张的《真理与方法》“语言和话语”节，梳理伽达默尔在该节中借助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思想抵达的理论目标，即事物—思想—语言的统一性，可以给出如下结论：诠释学的普遍性可以在语言言说事物的普遍性角度获得理解，但若意识到语言的“内在性”,并将伽达默尔对“内在话语”的讨论延伸到此一“内在性”向度，把诠释学的普遍性视为“内在话语”的普遍性，倒也是深入挖掘该问题之深层机制的必然结果。
施莱尔马赫常被看作“现代诠释学的创立者”。但在伽达默尔重构诠释学史之后，施莱尔马赫失去了这一荣冠。他的学说不仅丧失自己独立的地位，还被加上“浪漫派诠释学”这样令人误解的标签，不少学者认为，相较于施莱格尔等人，他的诠释学少有独创的成分。但实际上，与这些学者试图证明的不同，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在本质上与浪漫派哲学化的语文学有相当大的不同。浪漫派语文学的本质是探寻精神发展的历史哲学，而非仅仅研究文献的章句之学。浪漫派力图用总体精神来理解所有特殊的事物与独特的人类心灵。在他们那里，个体性没有任何地位。而在施莱尔马赫那里，总体与个体、普遍与特殊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且施莱尔马赫也一直坚持诠释学的语文学学科属性。因此，施莱尔马赫思想中那些貌似与浪漫派语文学相似的内容必须重新得到理解。
标志哲学解释学形成的《存在与时间》于1927年发表之后，哲学解释学主要通过新约神学家布尔特曼的生存解释学得到发展，直至1960年《真理与方法》出版。发表于1950年的《解释学问题》是布尔特曼系统思考解释学问题的一篇文章。立足“理解何以可能”的追问，他着眼解释学的发展反思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的解释学传统，认为理解不能只是建立在同质性前提下的生命情感重构，而是应当建立在此在的生存可能性上。他从生存层面提出“生命关联”,围绕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音乐、数学、科学等文本的理解和解释问题，对“前理解”和“事情本身的理解”等议题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对于推动解释学摆脱心理学倾向深入存在论层次，把理解的时间性思考从过去转向当下都起到重要作用。
谢林是在赫尔德和康德的历史观念轨道上继续前行的。但与康德不同，谢林已经开始尝试将历史哲学纳入他的哲学体系，即以超越论的观念论为原则的实践哲学体系，其地位处在他的理论哲学体系之后。虽然没有留下关于这个论题的专门论著，但在他从初期到后期的哲学论述中都贯穿着对历史哲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思考和讨论，时间长达45年(1797—1842年)。在德国观念论哲学家中，除了黑格尔之外，谢林是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最有权利谈论历史哲学的。但即使如此，谢林的历史哲学仍然在这一点上有别于黑格尔的哲学，即：在谢林的哲学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而黑格尔的哲学本身就是历史哲学，无论是就理论而言，还是就实践而言。因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哲学的历史性是自黑格尔开始才得到突显的。从总体来看，谢林在历史哲学方面是一个衔接康德与黑格尔的重要环节。
早期谢林和施莱尔马赫的哲学体系具有强烈的家族相似性，它们都是建立在观念与实在、知识与行动的同一的基础上的。但是他们对于体系的原点，即同一性或绝对者的把握却是完全不同的。为了澄清这种差异，有必要回到他们哲学建构的起始点上，先验哲学和斯宾诺莎哲学两重形态的综合问题因此被置于台前。尽管他们都受到了斯宾诺莎关于直观知识的阐述的影响，施莱尔马赫试图将这种知识与康德的直观概念结合起来，而谢林则试图将费希特的本原行动和理智直观嫁接其上，这导致他们在世纪之交的体系建构呈现了巨大的差异：如果说施莱尔马赫希望在有限者之中积极地呈现无限者，那么谢林则通过抽离和建构活动，还原绝对者自我生产和自我直观的先验历史。他们各自代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大全体系的一种方案。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存在两条关于正义起源的分析路径。在前期《人性论》中，休谟侧重从动机层面论述正义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利己；在后来的《道德原理研究》中，休谟则极大凸显了正义促进社会利益和福祉的效用层面。在休谟前后思路的转变中，实则反映他完全诉诸人性为现代国家和政治社会建构利他主义道德观的理论尝试。尽管休谟关于正义起源的论述有其局限性，但其中蕴涵着古典功利主义思想的萌芽，成为英国19世纪功利主义转向无法回避的议题。
实践理性的约束性问题历来是实践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然而近年来，实践理性所呈现的非约束性特征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所谓非约束性，特指这样一种规范性现象：理由R支持行动A,然而即便不存在与之竞争的其他理由，R却并不要求主体实施A。针对这一现象，当前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解释路径：其一是“不可公度的理由”方案，其二是“纯辩护性理由”方案。这两种方案均试图通过揭示理由的特定属性(理由的不可公度性，或是理由的纯辩护性)来解释实践理性的非约束性。在指出这两种方案均未成功的同时，本文提出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该框架的创新性在于：不再囿于对理由本身属性的探讨，而是将理论焦点转向理由所规导的态度类型。本文论证表明，理由R不要求主体施行行动A,是因为R所要求的并非行动或者意图，而是其他类型的态度(例如价值倾向)。
认知科学哲学中长期进行着一场计算之战，即计算主义与动力主义之争，其核心问题在于：认知系统应描述为计算系统还是非计算的动力系统?这一分歧展现为三个层次的对立，也即形而上学上的功能主义与物理主义、认识论上的表征主义与互动主义、语义学上的形式主义与生成主义。近年兴起的预测加工理论，为这场计算之战的平息带来了希望。通过在计算、算法和实行三个层面分析预测加工模型，本文认为预测加工模型已经更新了经典的计算概念，使认知系统可同时被描述为计算系统和动力系统，从而为消解计算之战中的三重哲学对立提供了契机。一旦我们阐明了预测加工的哲学承诺的理论细节，两种范式间的计算之战或可告一段落，一种新的认知科学范式也有望浮现。
知觉是否具有真实性是当代知觉哲学的重要议题。霍夫曼等人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知觉的“界面理论”,主张知觉并非是实在世界的直接镜像，而是经由适应性机制建构的一种虚拟界面。在此理论框架下，“适应性”而非“真实性”成为衡量知觉功能的关键标准，这一理论转向颠覆了将知觉视为对客观世界直接或间接反映的传统认知框架。然而，界面理论的论证未能提供全面而充分的论据支持，特别是在其论证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知觉环境的复杂性问题。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将界面理论置于一个更为宽泛的知觉环境框架体系之中进行深入审视。本文主张融合直接实在论与特征整合理论，形成一种综合性的理论视角来拓展知觉界面理论，以期揭示在复杂环境中知觉与认知过程的有效整合与协同机制，进而深化对知觉真实性问题的理解。
海外汉学家陈汉生在1983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该书的消极结论是，古代汉语既不能指称抽象对象也没有真假概念。从这个消极结论可以得出的间接结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不可能发展出形式逻辑。然而，借助布兰顿的推理主义语义学，可以反驳陈汉生的消极结论，由此也可以间接地探讨重建中国古代逻辑的可能性。这种重建包括三个要点：第一，实质推理可以为形式推理奠基；第二，实质替换推理可以让单称词项指称抽象对象；第三，不相容性等价可以让断言具有真值条件。公孙龙的《白马论》为这种重建提供了必要的文本证据。
以否定矛盾律的普适性、主张存在“真矛盾”为特征的“双面真理论”,必定在否定算子的解释上向其传统解释发起挑战，而正是这种挑战使得否定算子的两种并行的传统解释(“取消性解释”和“互补性解释”)之间的差异得以凸显。双面真理论者为此提出不同于传统解释的一种“居间性解释”,并据此有力反驳了“取消性解释”,但在与“互补性解释”维护者的论争中则居于下风。通过对相关论争的考察可以表明，双面真理论者对于“互补性解释”的反驳是难以成立的，而否定算子的“居间性解释”或可通过诉诸“置信语义”探究其合理定位。
<正>《哲学研究》(月刊)是国内哲学领域顶级专业学术刊物。刊物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现实问题带动基础理论研究,反映和引领时代精神,为建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让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学术中心。每月25日出版。每册大16开本176面,定价100元,全年1200元。国内外公开发行,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2-201,国外代号:M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