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鲜明特色在于“两个结合”,集中体现为“六个必须坚持”,实践要求是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理论形态，是这一科学体系中的灵魂。只有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才能更好地推进新时代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更好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新历史方位，深度考察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需要“重回马克思”溯源哲学革命的现代性进路，重点关注马克思何以在反思、解答和解决“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之中开启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为此，我们要深思四个关键问题：一是追思历史，重新审思何谓“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二是考察马克思以发动哲学革命的何种路向来解答、解决“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三是考察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创立的新世界观、特别是唯物史观展现为何种理论图式；四是考察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以解答“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进程对于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出场之间的关系具有何种重大意义。
学界长期存在关于《资本论》逻辑起点是“资本主义商品”还是“简单商品”的争议。阿瑟基于新辩证法对《资本论》中的“商品”问题进行了三重重构：第一，阿瑟提出以“资本主义商品”重构恩格斯的“简单商品”,商品只能被置于资本主义的总体中，即价值形式运动的总过程中才能被理解。第二，阿瑟对“商品”问题实现重构的逻辑根据是通过黑格尔式的辩证逻辑对传统线性逻辑的重构。第三，阿瑟基于辩证逻辑提出了强调逻辑优先原则和体系性原则的体系辩证法，以此重构了强调线性逻辑的历史辩证法。然而，阿瑟的新辩证法忽视了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我们需要辩证看待阿瑟的新辩证法重构。
以罗尔斯为轴心，以伯林为轴心，以对康德哲学的解释和转化为轴心，可以引申出当代政治哲学~((1))的三种叙事。第一种叙事以平等待人的理念贯穿当代政治哲学，第二种叙事以自由与归属的平衡把握当代政治哲学的总问题，第三种叙事以把现实性与当代性关联在一起的方式为现代性奠基。对这三种叙事的立论依据、指涉范围和规范含义的阐发，有助于清晰呈现当代政治哲学的多重面向，有助于深入把握古代人与现代人之争，有助于具体锚定政治哲学之当代性。
宽容原则和权利原则是理解政治自由主义的两个重要原则，基于宽容原则还是基于权利原则，政治自由主义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界定和表达。但是，宽容原则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逻辑困难。正是由于这一点，权利原则应当优先于宽容原则，构成政治自由主义的首要原则。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只有同权利原则联系起来理解，才能避免对其空洞形式主义的指责。施特劳斯在对政治自由主义的宽容原则予以逻辑解构的同时所忽略的恰恰是政治自由主义所奠基于其上的权利原则，因而他错误地将政治自由主义归为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并向着某种虚假的古典价值回归。
如何在价值多元的国际社会中确立国际交往中普遍的、不可克减的基本正义原则，既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也是国际法中的强行法制度面临的根本理论问题。罗尔斯在《万民法》中试图为国际基本正义原则(即国际强行法)的规范性基础提供一种理论解释框架，旨在通过纯粹程序正义为价值多元的国际社会确立普遍的国际基本正义原则。然而，该理论面临着三重正当性质疑。本文通过引入卢梭和康德关于普遍意志也即自由意志的理论，重新解释了国际社会契约与国际基本正义原则的基础，并据此修正万民法理论，以增强其在国际强行法问题上的解释力。
虚无主义是希腊形而上学内部逻辑的展开，在基督教存在论—神学中初现高潮，至近代主体形而上学抵达巅峰。主体形而上学以内在化方式将存在实存于客观思想中，让形而上学的存在之思在整体意义上走向死亡，这证明单凭理性的纯粹形式运思并不能将存在本真地敞开。存在论诠释学将对存在的理解关联于语言，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阐释从概念把握转向语言言说。存在之理解是一种语言行动。语言呈现自身是光，它隐没自身，让存在进入语词，在遮蔽着的语言之光中以显隐二重方式原初地显白自身。存在论诠释学完成了形而上学的再次转向，成就了一种以语言为“光”,让存在的基本经验在语言之遮蔽与开显共属一体性中得以澄明的形而上学，开启了形而上学对存在理解的“第二次航行”,指出了一条超越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自我救赎之路。
说明与理解的对立在20世纪转移到人文科学内部，利科尝试以“解释学之虹”整合二者在方法论与本体论上的多重分裂。结构说明由此被纳入意义理解，而意义理解又提出了重建主体的要求。在主体饱受质疑的后现代语境中，这种从文本解释学出发的重建之路拒绝“主体之死”的提法，也拒绝直接确定的我思传统，转而绕道客观的文本之物来理解自身，最终建立起一种具体反思的、非自我中心主义的主体哲学。
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他建立了第一个一阶谓词演算系统。他称自己的逻辑为“概念文字”。在他关于自己思想的说明中，他使用了诸如“概念”“对象”“思想”“真值”“涵义”和“意谓”等用语。它们都是日常用语，但是围绕它们的讨论却不是常识性的，而是基于概念文字的认识，因而与逻辑密切联系，比如“真值”的核心是“真”,它与句子相对应，是从“可判断的内容”区别出来的，“概念”和“对象”分别与谓词和专名相对应，其区别泾渭分明，不仅如此，它们是句子构成部分的意谓，与句子的意谓相联系。弗雷格的思想历程富于启示：他从谈论“概念文字”到谈论“逻辑”,最终明确地称自己的研究为“一种逻辑研究”。弗雷格的研究显示出分析哲学口号的实质：“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分析哲学的发展也印证并体现了弗雷格所说：“‘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提出把对象区分为普遍对象与特殊对象，这是以其逻辑理论为根据的。罗素支持这种区分，认为普遍对象是谓词或关系这样的实体，特殊对象是主词或关系项而不能是谓词或关系的实体。拉姆齐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罗素关于普遍对象与特殊对象的区分依赖于主词和谓词的区分，而主谓区分只有语法的意义，没有逻辑的意义。一种解决这个形而上学问题的方案是采用弗雷格所提供的路径，从逻辑上消除主词和谓词的区分，代之以对象和概念的区分。传统形而上学所讨论的普遍对象本质上是概念而不是对象。对象处于概念之下这种基本的逻辑关系，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普遍和特殊的区分提供了一种逻辑的解释。
因果模型和序结构是逻辑学研究中两个重要的工具。因果模型通过结构方程和干预机制形式化因果关系，序结构则通过对可能世界上的排序来刻画义务、信念和偏好等概念。本文探讨了序结构对于因果模型的价值及其重要性。引入序结构后，因果模型能够提供更强有力的概念分析工具。本文通过具体实例阐明，在因果模型中引入序结构，能为工具性欲求和工具性义务等概念提供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在因果模型中引入序结构，能够揭示信念修正过程中的信念依赖性与独立性的形成机制；最后，通过特定的序生成方式，二者的结合能够刻画现实观察与因果信息之间的交互，从而为证据条件句的合理性提供更精细的解释。
被视为对现代虚无主义概念做了第一次哲学表述的雅可比，其实是在多种意义上谈论“虚无主义”的。《致费希特的信》应该是人们“对虚无主义的哲学问题产生更普遍兴趣”的开始，而不是使用这个哲学概念的开始。斯宾诺莎启蒙哲学的理性原则势必否定对神圣、崇高存在的确信。康德启蒙哲学不但会导致实在世界确定性的动摇，而且通过贬抑实在世界而把价值信念纯粹理性化，进一步导致价值层面的虚无主义。费希特主体哲学在逻辑可能性上无法杜绝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底线价值突破等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理性对绝对、无限、总体的把握越来越难以为继，基于感性、经验、情感、欲望、利益肯定现代性的碎片世界，无论立足于前者还是后者看对方，都会呈现所期待和维护的存在的虚无化。这些不同含义都蕴含在雅可比的“虚无主义”概念中。多重含义的现代性爆发，使得存在与无、物与无、真理与虚无的关系，成为现代哲学思考的基础性问题。
海德格尔认为康德从因果性的角度来界定自由并没有把握住自由的本质，而谢林的自由理论则代表了德国古典哲学自由理论的最高峰。本文从自由与因果性、自由与必然性、自由与自然、自由与善恶等四个方面分别考察了谢林对康德自由理论的四重推进，进而认为谢林的这种推进之关键在于转换了自由的主体，即他的自由主体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纯粹理性，而是代之以诸如上帝和人类等一些实体式的主体。自由主体的转变的确会给自由理论带来一些重要的变化，但他的自由理论仍然从属于康德所奠立的先验自由的框架，而没有颠覆这个框架。
身体对象化是《存在与虚无》的重要议题，萨特的相关分析影响深远。在考察身体如何接受社会塑造的研究领域，其影响尤为突出。但萨特的理论贡献往往被简化为对身体的为他之维的揭示，而“为他身体”在萨特那里实则只是身体对象化的一个要素，况且其意义的落实有着关键前提，即“心理身体”在反思中的形成。若不注意这一点，就会误以为萨特所论说的身体对象化无非是身体任凭他人审视的被动过程，从而错失萨特对身体绝非物体的原则性强调。为纠正此种理解，本文将以萨特的“心理身体”概念为焦点，重新呈现他关于身体对象化的论说，并讨论这一论说对于剖析身体的社会塑造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在梅洛-庞蒂晚期的存在论探索中，主体与世界基于“肉身”所呈现出的“爱欲化”关系具有极为丰富的理论意涵：它不仅现身为主体凭借普遍化的“爱欲结构”介入当前处境的意向性关联，而且还表现出存在论的深度旨趣。通过引入巴塔耶爱欲理论的“禁忌—僭越”阐释模型，这种“爱欲化”关系表现为主体以连贯性替代不连贯性的存在运动，亦即通过存在的僭越领会诸存在者相互融合的神圣性。“爱欲化”以主体存在的裸露为前提，并在“梦样谵妄”或“轻度精神失常”的特殊精神状态中向存在自身敞开。朝向存在之连贯性的“爱欲化”僭越并非否定不连贯的区隔状态，相反，前者作为后者的补充，正是以逆向运作的方式确证了主体存在的定限。
别尔嘉耶夫后期社会哲学以人格主义哲学观为基础，对通行的社会有机论进行了分析与批判；划分了历史上对“社会”的两种理解，即自然的理解和精神的理解，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两条社会建设道路；进一步从哲学认识论方面论述了真正的社会实在性存在于人的生存主体性之中，而非存在于客体化的外部社会形式之中；揭示了社会共同性的真正含义在于消除客体化，实现精神的“共融”。
当代俄罗斯哲学家霍鲁日认为，作为一个问题，“敞开”以隐藏的方式出现在克尔凯郭尔的哲学里，其哲学围绕敞开问题展开，尽管他没有使用敞开的概念。海德格尔首次引入敞开的概念，并突出其非古典性。敞开的问题或隐或现地出现在很多哲学理论和学说中，如列维纳斯的他者学说和巴赫金等人的对话理论。随着非古典哲学时代的到来，敞开将从边缘的状态走向中心。在霍鲁日协同人学里，敞开已经是核心概念。
<正>~~
<正>《哲学研究》(月刊)是国内哲学领域顶级专业学术刊物。刊物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现实问题带动基础理论研究,反映和引领时代精神,为建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让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学术中心。每月25日出版。每册大16开本176面,定价100元,全年1200元。国内外公开发行,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2-201,国外代号:M15。